如果华盛顿得知苏联有人计划政变该作何反应

二战以来,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像是绕着圈子的相扑手,不断找寻着对方的弱点。

二战以来,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像是绕着圈子的相扑手,不断找寻着对方的弱点。官僚主义、互相的恐惧令他们无法冷静地思考,海洋、陆地、天空甚至太空都成了他们打斗的场所。然而作为处心积虑才得以“获胜”的美国一方,在面对苏联的轰然崩塌之时,竟然是大为惊讶。苏联解体前的诸多端倪何以被彻底忽略?美苏双方的情报信息中究竟有多少误解与错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最该保持客观的情报机构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诚然,“胜利者不受审判”,但这份错愕与尴尬仍然化作了一连串的迷思,待人探察。

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其过程之快几乎是全世界始料未及的。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此时苏联的孱弱,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和边缘化被认为是致使政府决策者未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原因。这一20世纪轰动性的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知晓与玩味。

在1989年,盖茨征得老布什同意,在国安会框架下组建了一个绝密的紧急计划小组。康多莉扎·赖斯被任命为协调员。其他成员诸如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弗里茨·伊玛诗、中情局的罗伯特·布莱克韦尔、国务院的丹尼斯·罗斯、五角大楼的埃里克·艾德曼,国防部部长切尼的助手保罗·沃尔福威茨则偶尔出席。组织这批人马是为了研究苏联巨变对美国的影响。比如说,如果苏联政府被暴力推翻,那么那些核储备会怎么样?还有,如果华盛顿得知苏联有人计划政变该作何反应?那么这个小组基于什么进行评估呢?对于这个问题据说赖斯如此回答道:“我不需要中情局就能知道那里的情况有多糟糕。我看《纽约时报》就知道了。”

老布什看《纽约时报》,但很显然也会看情报材料。詹姆斯·贝克也是如此,他在苏联崩溃期间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们却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情报材料视而不见。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老布什总统对苏联的勇敢举动“反应不够”。

罗伯特·盖茨那时仍在国安会等待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他在达拉斯演讲时回应了凯南的说法。盖茨声称美国“仍需与苏联进行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当有人问他,苏联陷入危机时,是否有必要伸以援手,盖茨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1989年五角大楼的报告间接支持了“苏联毫无变化”这一判断。

1991年6月12日,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政府都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将如何对待新形势,即如何对待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和叶利钦本人。叶利钦在俄罗斯及其他想脱离苏联的共和国中人气很高,他似乎已冲上一条不回头的道路,基本上已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也就是与苏联中央政府毫无干系。1991年6月,中情局苏联事务处发布了另一份文件,负责协调苏联国内事务评估的格雷·霍内特认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已经团结在叶利钦身边。

叶利钦当选后不久于1991年6月访美。华盛顿还没想好如何在政治层面对待他。罗伯特·盖茨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内心仍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相信他的改革承诺。在国安会,盖茨建议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叶利钦以国家元首待遇。老布什总统面临的僵局是,给叶利钦国家元首的礼遇等于打戈尔巴乔夫的脸,戈尔巴乔夫还在莫斯科苦苦维持着苏联统一。外交手段总能解决各种尴尬情况,但戈尔巴乔夫是能带来真正好处的人,而叶利钦在战略事务上的立场还不得而知。

解决的方法是两边都不得罪,既对戈尔巴乔夫信守诺言也不疏远叶利钦,这一招在1989年叶利钦硬闯华盛顿时也用过。于是,叶利钦将与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举行官方会面,老布什总统会“意外地”造访斯考克罗夫特办公室,并参与这次会面。

华盛顿未及时发现苏联内部权力均势的变化,在1991年夏,美国的主要担忧是如何阻止苏联武力制止其加盟共和国脱离,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情局一份分析局势的文章估计,戈尔巴乔夫在背后支持对波罗的海三国起义的镇压。一些情报显示,戈尔巴乔夫开始采取应急执法行动以阻止分裂势力。老布什的困境是,是要对这一趋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戈尔巴乔夫维护苏联统一,还是要暗暗鼓励分裂势力以增加苏联的不稳定,而这将加速戈尔巴乔夫的倒台。

乔治·柯尔特回忆说,当时描述戈尔巴乔夫内在虚弱、政策不得人心、政策蕴含风险的情报报告“被政府外交决策者完全忽视了”。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中情局局长韦伯斯特都觉得有必要公开维护其分析人员。

就在叶利钦6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的五个月后,戈尔巴乔夫被迫离开克里姆林宫,这里将成为俄罗斯政府的总部。然而,直到他最后下台,老布什政府对待苏联领导人的方式好像都没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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